高中生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考试焦虑特点研究

唐丹丹,李 爽,陈雪飞,杨宪珠,4

(1.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2.遵义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6;3.曲靖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4.罗甸县罗悃民族小学,贵州 黔南 550108)

高中生正处于知识积累和成长发育的重要阶段,是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高中生大多还未成年,自我调控能力还在发展,很多事情不能妥当处理;
另一方面,家长、老师对高中生寄予厚望,这无形中增加了高中生的压力,加之高中学习任务重,高考这一人生重大转折点也加重了他们的心理负担。高中生面对学校、社会、家长等各方面的压力,可能会出现焦虑情绪[1]。正确的方式能够提高高中生的应对能力,有利于其身心健康成长。

应对也被称为应付,不同学者对于应对的理解不同。黄希庭和余华将“应对”定义为:人们面临负面影响时为减轻压力而做出的认知和行为努力[2]。肖计划将其定义为:人们对压力事件采取的认知和行为活动[3]。李恒定将其定义为:面对不同应激源个体所采取的认知调节、行为努力的策略和方法[4]。

社会支持通常指家人、朋友、同学、老师等社会各方面,在个体有需求时给予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施建锋提出,为了缓解自己面临的紧张局势,社会支持系统会为个体提供帮助[5]。左莹莹认为,面对心理压力时社会支持可以使人们获得安全感,这样就可以提高社会适应能力[6]。

有研究指出,个体会因为认知评价、人格特征等影响,产生复杂情绪反应、逃避或防御行为[7]。在考试中,过度紧张会导致考试焦虑,不仅影响水平发挥,还对身心健康造成损害[8]。本研究预测,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考试焦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高中生获得较高的社会支持,在遇到压力事件时会采用积极的方式去应对,考试时能够从容应对,减轻考试焦虑。同时,本研究能够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家庭教育提供实证研究借鉴。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随机方式,向高中生发放400 份问卷,收回377 份,有效率95%。其中,男生188 人,女生189 人;
城市学生89 人,农村学生288 人;
独生子女17 人,非独生子女360 人;
班干129 人,非班干248 人;
高一学生202 人,高二学生175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本研究采用解亚宁[9]等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共20 个题目,划分为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两个维度。评定为0 到3 分,从“不采取”到“经常采取”。平均分越高,表示应对方式越好。原量表的Cronbach"a 系数为0.90;
本研究的Cronbach"a 系数为0.67。

2.2.2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参考汪向东、王希林、马宏等人[10]编制的心理卫生评定量表,共12 个题目,三个维度。采用七级计分法,从“极不同意”到“极同意”分别计1 到7 分。总分越低说明个体的社会支持越低。原量表的Cronbach"a 系数为0.93;
本研究的Cronbach"a 系数为0.85。

2.2.3 Sarason 考试焦虑量表

采用王才康修订的中文版考试焦虑量表[11],量表的Cronbach"a 系数为0.64,分半信度为0.60,共37道题目。要求每个题目作“是”或“否”回答,记分方式除第3、15、26、27、29 和33 题反向记分之外,其他题目均为正向记分,最后将每个题的得分相加得到考试焦虑总分。总分在12 分以下,说明考试焦虑水平较低,12 分到20 分之间属于中等程度,20 分以上属于较高水平。本研究的Cronbach"a 系数为0.852。

2.3 统计处理

本研究使用SPSS 23.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1 高中生应对方式人口学特征

以人口学为自变量,对应对方式总分和各维度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发现,在应对方式总量表上,男生(1.42±0.32,均值±标准差,下同)和女生(1.50±0.36)、城市学生(1.50±0.36)和农村学生(1.45±0.34)、班干(1.46±0.36)和非班干(1.46±0.34)、高一(1.46±0.42)和高二(1.46±0.43)都无显著差异,t < 1,p > 0.210。在积极应对方式上,女生(1.77±0.43)显著大于男生(1.66±0.44),t = 2.40,p =0.017;
城市学生(1.73±0.36)和农村学生(1.71±0.43)、班干(1.73±0.47)和非班干(1.71±0.42)、高一(1.73±0.43)和高二(1.71±0.44)都无显著差异,t<1,p>0.389;
在消极应对方式上,女生(1.10±0.51)和男生(1.06±0.46)、城市学生(1.14±0.49)和农村学生(1.06±0.48)、班干(1.06±0.49)和非班干(1.08±0.48)、高一(1.06±0.49)和高二(1.09±0.48)都无显著差异,t<1,p>0.408。

3.2 高中生社会支持人口学特征

以人口学为自变量,对社会支持总分和各维度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发现,在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分上,性别差异不显著,城乡差异不显著,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差异不显著,高一和高二差异不显著,所有t<1.31,p>0.170。

3.3 高中生考试焦虑人口学特征分析

以人口学为自变量,对考试焦虑总分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如表1 所示。

表1 考试焦虑人口学差异分析

3.4 高中生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考试焦虑的相关性分析

为考查高中生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考试焦虑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对其总分进行了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考试焦虑总分与社会支持总分的相关不显著,r=-0.063,p=0.346;
考试焦虑总分与应对方式总分的相关不显著,r=-0.007,p=0.874;
社会支持总分与应对方式总分显著正相关,r=0.325,p<0.001。

4.1 高中生应对方式的人口学特征

4.1.1 性别差异

本研究发现,高中生在积极的应对方式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即女生在面对压力事件时能够采取适当措施,以及对事件的积极认知能力较强[12]。其原因可能是性别角色的不同,女生更倾向于积极应对方式,会通过倾诉、调整认知转移注意力等方式面对挫折和打击。高中生在应对方式平均分和消极应对方式上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这可能是高中生处于青春期,面对压力事件时,通过积极的方式应对,如幻想、想象自己能面对压力并解决问题或问题会得到解决,这样会使其心理得到平衡。

4.1.2 城乡差异

城市与农村的高中生在应对方式的平均分和两个维度的平均分上均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相同。彩英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加上网络信息发达,所以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面对困境的应对方式无显著差异[13]。

4.1.3 是否独生子女差异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应对方式无显著差异,这与黄希庭等人[7]、赵凌燕[14]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是因为他们的研究距今时间较为久远,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二孩政策放开,当今的高中生和以前的高中生相比较,其思想和行为都有很大的变化,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解决问题所采取的方式和态度趋于一致。另外,家长对子女的教育都比较重视,无论独生与否,教养方式都相似,导致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应对方式相似。

4.1.4 是否班干部差异

非班干部与班干部的应对方式无显著差异,这与孙淑婕[15]的研究结果不相符。本研究中,调查对象来自重点中学,教师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比较重视,注重对每位学生能力的培养,所以班干部与非班干部在应对方式上差异并不显著。

4.1.5 年级差异

高中生应对方式在年级方面无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是:高一学生刚刚经历中考来到高中,对高中的生活充满憧憬并还留有余热,没有压力感。高二学生经过一年的过渡,已经适应高中生活,也没有高三学生的升学压力。

4.2 高中生社会支持的人口学特征

4.2.1 性别差异

高中生社会支持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是:当今社会涌入太多的新观点,女生遇到问题时也会尽量自己解决;
社会对男生的期许是有担当,在解决问题时更多要求,男生能够独立解决。所以社会支持在性别方面无显著差异。

4.2.2 城乡差异

高中生社会支持的城乡差异不显著。现阶段,无论是城市学生还是农村学生,他们大多都能得到教师和家长的陪伴,学生也会从中得到更多支持,与朋友、老师能够相处融洽。

4.2.3 是否独生子女差异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社会支持无显著差异,这与王春梅[16]的研究结果一致。二孩政策放开以来,无论是独生子女家庭还是非独生子女的家庭,孩子的成长环境相似,都能获得足够的支持与关爱。无论是否独生子女,获得的关注度无显著差异。

4.2.4 是否班干部差异

班干部和非班干部的社会支持无明显差异。这是因为班干部学生和非班干部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差异并不大,能够与老师、同学、朋友相处愉快,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4.2.5 年级差异

高中生社会支持无显著年级差异。本研究采集数据是在高一学生入学三个月以后。这时高一学生对新老师、新同学和新环境已经适应,从而增强了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高二年级的学生已经进入稳定期,拥有良好师生关系、亲密的友谊,所以社会支持系统稳固。

4.3 高中生考试焦虑人口学特征

4.3.1 性别差异

女生考试焦虑水平显著高于男生,这与前人的研究相同[17]。一般来说,女生相对于男生来说,情绪稳定性不强,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有研究指出,女生的特质焦虑水平显著高于男生[18],这可能导致具有特质焦虑的女生更容易产生考试焦虑[19]。

4.3.2 城乡差异

考试焦虑无显著城乡差异。这可能是被试中家庭总体经济水平较高,农村和城市高中生都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无论是农村学生还是城市学生,其初中学校都涉及心理辅导相关课程与实践,都学习了调节考试焦虑方法。

4.3.3 是否独生子女差异

非独生子女和独生子女学生的考试焦虑水平无显著差异,这与欧阳祎[20]的结果一致。其原因可能是父母在养育孩子时,不管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都能给予同等关注,并且他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是同等的,所以考试焦虑水平相当。

4.3.4 是否班干部差异

班干部与非班干部的考试焦虑水平无显著差异,说明尽管班干部在管理班级事务时会得到一定的锻炼,但他们与普通学生一样,也会出现考试焦虑。

4.3.5 年级差异

高一学生的考试焦虑水平显著高于高二学生,这与高琳[21]的研究结果相同。可能是高一新生刚进入高中,学习任务比初中更加繁重,他们刚开始接触高考的压力,对于考试分数在意度更高,考试焦虑水平也高。高二年级学生逐渐适应了繁重的学习生活,在各种考试中也积累了经验,其考试焦虑水平相对较低。

4.4 高中生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考试焦虑的相关分析

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徐默远[22]等人的研究一致。这表明,应对方式合理的学生,其社会支持水平就高。社会支持和考试焦虑相关不显著;
应对方式和考试焦虑相关不显著。因此,社会、教师、家长应当对高中生给予足够关注与支持,帮助他们提高应对能力,促进其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

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希望能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家庭教育提供参考。

5.1 引导学生在遇到压力事件时学会合理运用积极应对方式。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学生在遇到困难时,应积极寻求帮助,让他们养成运用积极应对方式的习惯。对于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要善于分析并找出原因。此外,鼓励学生在遇到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学会寻求社会支持,以便解决问题。

5.2 关注不同类别学生的差异。对于高一年级的学生,教师应重视引导,积极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避免出现较高的考试焦虑。对于女生,教师应教给她们更多应对考试焦虑的有效方法,降低考试焦虑水平。教师应该更关注男生的情绪状态,提高他们的应对能力,帮助他们积极应对面临的压力或烦恼。

5.3 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在学校,教师应高度关注高中生的身心健康。教师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同时呼吁家长积极关注学生。通过家校联合等手段,帮助高中生在面对压力事件或考试焦虑时积极应对,从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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